轰鸣声中高楼起：近代上海打桩工艺与康益洋行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成陆的土壤是由江水和海水冲积而成，属软土地质带，土层30米以下才见岩石。在这里建较大的建筑物首先要做好深基础，深基础要由桩基、基础、围护等成套的工艺组成才牢固。考古专家发现，早在古代宋朝，这里的先民建塔造桥时就是用木桩直接打进土层深处然后在上面铺砖石成为基础。到了近代，引进现代施工工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如何做好大楼的深基础。
        帖子开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前后，照片中心部分是位于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厦基础工程施工的场景。后面靠左边是1922年竣工的工部局大楼。照片靠右面是1934年建成的都城饭店，边上是1933年建成的汉弥尔登大楼，这两幢大楼是新沙逊洋行旗下华懋地产的产业。建设大厦则由中国通商银行投资，地面17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11757平方米。

        照片的场景主要是在做深基础中的打桩工程。工地的场面是正在打入钢板桩，这是围护工程，主要是把工程周边的土层挡住加固，防止在做深基础的基坑施工时周边土层坍塌。围护工程要做到万无一失，一般基础的四边全要做好围护。工地中间是一台打桩机，在轨道上运行，可以移动，打桩机既可以用于打入围护桩，也可以打入基础的长桩。打桩机上面隐约可见康益洋行老板“康立德”英文名字的广告。

        上海近代建筑打桩工艺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早期造5、6层楼时，多数用的是木桩，一般人认为木桩在水下容易腐朽，可实践证明，上海地下多粘土，透水性不强，木桩“保鲜”性能持久，很受欢迎。直到1920年代，上海高楼达40米以上了，木桩还在用于基础施工，而且大部分是进口的美国“花旗松”，有的长达30米。

        到了1930年代，楼越造越高，体量也越来越大，木桩的问题出来了。一是长度不够。二是经不起打桩机重锤的击打。于是，一些新的打桩工艺开始得到应用。

        组合桩，木桩接水泥桩，西藏路桥边上的大型煤气罐，由于靠近苏州河，涉及承载42个点，每个点上打入4根组合桩。每根桩长达40米，上部水泥桩，下部木桩。

        钢管套桩，也称“万勃罗桩”，先打入钢管，浇进混凝土，再拔出钢管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用的是这种工艺。

        钢筋混凝土预制桩，这种预制桩有的是在现场制作，也有在工厂制作。照片里的打桩机俗称“蒸汽榔头”，都是国外生产的机械产品，功能上有3吨、5吨和7吨等不同的分量。这种桩机一直使用到现在，只是因为噪音原因市中心区不能用了。

        上海近代建筑施工打桩工艺一开始用“木人”，也叫“飞蛾”，就是几个人用绳子牵着石块或铁块一起用力抛高击打木桩。后来发明把卷扬机和5米以上高度的木架子结合起来，有人工定位击打木桩，再后来有了机械打桩机。一台打桩机配10多名工人，一个台班可打几十米长的桩头3到4根。近年来，打桩工艺经过百年的发展，有了新的品种。除了钢筋混凝土预制桩，还有钻孔灌注桩，深层搅拌桩。做围护也不仅仅用桩基，有了地下连续墙，旋喷帷幕加固等新工艺。木桩基本不用了。

        上海康益洋行，解放前全国最大的基础及桥梁施工企业。创始人，豪奇·康立德（A.Corrit），1892年出身于丹麦，他专攻机械制造和土木工程，1918年来到上海，先是在美商慎昌洋行担任“铁管”（金工车间总管），后与伯英斯合作开设计师事务所。1919年创办“康益顾问土木工程师事务所”，1926年改为工程公司，又名康益洋行。公司长期办公地点为江西中路278号，职员40多人，常年雇佣的工人60多人。

        康益洋行设备精良，技术团队实力雄厚，很快形成了竞争优势。1930年代，康立德继续扩大规模，先后从马尔康洋行、来益洋行购得4台桩架，扩充技术团队，将“孙慎记”、“陈根记”中的业务骨干招致麾下，康立德本人也跻身成为丹麦上海商会会长。一时间，康益洋行几乎垄断了上海1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深基础工程，如国际饭店、新永安大厦等。

        1934年后，康益洋行向外省市拓展业务，主要是桥梁土木工程。先后承接了杭州钱塘江大桥、宁波灵桥（老江桥）、绍兴曹娥江桥、四川成渝铁路沿线桥梁。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益洋行停业转行，经营物资贸易，开展打捞沉船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组更名为“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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